美国：除急诊都需预约

虽然美国的大医院门前不像在中国这样排起长龙，可任何一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会负责任地告诉你，在美国看病，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在美国，除急诊室外，看病一般要事先和医生预约。预约的等候时间通常来说会长达几个星期，有时甚至几个月之久。而等到了预约看医生的当天，病人先要在等候室等到“地老天荒”，才能见到医生。而整个问诊的时间一般只有十到十五分钟。

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梅奥诊所，这种情况则更加夸张。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以为世界各国政要、皇室成员和名流诊治著称，接待的病人包括肯尼迪、里根、海明威等。声名显赫的梅奥诊所每年都会接待超过一百万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在美国，一些大医院并不会接受所有病人的预约。要见著名的医生，你需要先在本地看过医生之后，拿着本地医生开具的就医推荐信，才能去预约本地医生推荐的著名医生。而梅奥诊所则没有这项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预约，这也使得梅奥诊所的预约等候时间变得很长。举例来说，如果想在梅奥诊所进行一次健康体检，预约之后需要再等待七个月之久。

印度：地球人都免费

在各方都对号贩子问题"焦头烂额"之际，大家有没有想起地球上另一个人口大国？

印度与中国有着同等级别的人口量，自然也有着同样多的人口问题，比如医疗资源的供不应求。可是，印度医院就没有号贩子。

环球时报的一名记者曾报道过自己在印度的就医经历。该记者前去一家印度的普通公立医院，在排队两个多小时后挂上号，记者在挂号处递上钱款，却被对方一只手挡了回来："这是公立医院，不收费"，记者追问："难道这里对外国人也免费吗？"对方递过一张挂号单，一本正经地说："只要是地球人，都免费。"

日本：从制度上杜绝倒号

国外及日本医院看病通常都需要事先电话或网络预约，患者根据预约的时间来医院就诊。医院根据自身接待能力，安排就诊日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即便可以就诊也需要等很久，甚至几个小时。

另外，日本医院施行医药分离，医生只负责问诊、开处方。关于患者从何处购药与医院及医生无关，从制度上杜绝倒号，以及药品回扣等现象的发生

对于第一次来医院看病的人，需要填写一张诊察申请书，而且有专门的窗口来对应，医院需要登录病人的个人信息。拿到了就诊单，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了，这里要说一句，无论谁去医院看病，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流程，否则医生是不予受理的。

新加坡：建立分级诊疗机制

新加坡是没有挂号黄牛这一群体存在的，这里的医疗系统也造成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倘若是一般的小病，去家庭医生或是综合诊疗所就能得到治疗；倘若是急病，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急诊部门；倘若是家庭医生或综合诊疗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会进行初步的诊断，然后写推荐信给相关医院的专科部门预约专家门诊。

新加坡的公立医院一般不接受直接上门求诊（Walk-in），一来一般上专家也不是每天都看门诊病人，二来门诊时间一般也都安排满了，病人直接上门求诊很难保证看到心仪的医生。再加上倘若是本地人或PR通过持有综合诊疗所预约信去看专科能够享受便宜很多的政府津贴后的诊金，价格只是未享受政府津贴病人的1/4至1/2，所以大部分的病人为了享受便宜的诊费，会选择拿预约信等预约的方式。专家在看过病人后，如果病人不需要继续在专家门诊就诊，就会将病人推荐回综合诊疗所或家庭医生，如果病人还需要在专家门诊复诊，就会直接在看诊完后安排好下一次复诊的时间。倘若病人还有别的问题需要看另外的专科门诊。

综上所述，国外整治号贩子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建立完善的挂号预约体系，比如美国，然而对于一些医疗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的国家而言，此法虽然能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但同时也容易产生“看病难”的问题。

第二，提高医生待遇，减免挂号费。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公立医院“挂号费为零”的机制也让大家感到震惊，虽然此法能规避号贩子依靠收取高额“挂号费”现象，却依然会导致患病者集中扎堆优质医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

第三，建立完善的挂号预约体制以及严格的看病流程。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与美国的医疗体系有些类似，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系统、有严格的挂号预约流程，但需要指出的，这也容易出现有急诊需求的患者看不上病现象。

第四，采取分级诊疗措施。新加坡通过此举，不仅破解的号贩子的困局，而且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值得借鉴。

我们该怎么“修理”号贩子？

首先，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其实，我国从去年9月就开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建设，这对完善我国医疗体系、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于促进医药卫生事业长远健康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是解决“号贩子猖獗”的最根本举措。

其次，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三升三降”，即“提高挂号费、提升床位费、提高手术费”“降低药费、降低耗材、降低检查费”。针对“三升三降”，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增加和降低，不是简单的价格调整，而是结构调整，三升提升了医护人员的价值，三降降低了病人和国家的负担。”

最后，整合医疗资源，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截至去年7月，春雨医生的注册者达到6500万；而近来的移动医疗新贵——医护到家APP推出“名医预约挂号”仅一个月，下载用户就突破100万，引起社会关注。

春雨医生、医护到家APP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通过移动互联网整合了零散的医疗资源。2015年12月，医护到家联合北上广1000名护士成立国内首个护士集团；今年1月12日，医护到家APP“名医预约挂号”服务在北京66家三甲医院开通，其中包括北京协和医院、301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医三院等。

解决“看病难、挂号难”不仅需要国家的科学指导、统筹布局、稳步推进，也需要地方的认真贯彻、积极响应、有效落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疗乱象的整治是项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决心，也需要耐心。